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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小城镇大问题的吴江样本7z7z

2019-07-11 12:30:16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特稿 “小城镇,大问题”的吴江样本,

1936年时的费孝通。

1987年9月,费孝通造访开弦弓村。 (均资料照片)

■李晔 胡志刚

你理想中的城市和农村是啥样?吴江七都镇庙港开弦弓村的“农民教授”姚富坤,总爱如此向前来调研的国内外学者们发问。

一位英国教授答:城市像城市,农村像农村,但城市里的人非常向往到农村去。

姚富坤便非常得意,他脚下的土地,他自己的家乡,现在不正被城里人羡慕嫉妒着吗?

姚富坤的老乡费孝通也当宽慰了。这位享誉国际的中国社会学家,曾26次回家乡调查,最后一次是在2002年他92岁高龄时。费老的知名着作《江村经济》中的“江村”原型,便是如今让人羡慕嫉妒的吴江开弦弓村。

今天是费老诞辰104周年。他所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及农工相辅、志在富民的小城镇建设理念,愈久弥笃。

乡村凋敝,城市人满为患,这不是我们的向往。

而在费老的家乡吴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样本。

“我们不向往大城市”

姚富坤自己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市民。

他的医疗保险,享受的是农保;而退休金,拿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完全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反正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了,他现在的身份是居民。

看到外地有一些“伪城市化”的趋势,他很担忧。那些村庄,一半以上人口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孩子;而集镇却短短几年,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在乡镇政府大力倡导下,外出务工农民都一股脑先在集镇上买套房再说,也不管那家乡是否还回得去。确实,这集镇俨然有了些“城市”的味道,但只是在春节那短暂的几天,才有些人气。集镇大部分时候,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中度过。

而姚富坤所在的开弦弓村全然不是这番景象。

村里现有3000人,老板不少,共计办了28家企业,多以丝织为主,这是他们的老本行。除了不足10%的人从事水产养殖外,大部分村民在这28家企业里上班。其实,放眼整个吴江区,企业“多如牛毛”,找份工作,可选择的空间实在太大了。至于收入,夫妻俩若都在企业打工,加起来少则10万元,多则15万元,这还只是他们年收入的一部分而已。他们拥有宅基地、合作社股权,还有每年的分红。

孩子上学,就到庙港社区,车程几分钟;看病,村里就有诊所;去商店、图书馆、篮球场、活动室,都只是几步路的事;村里晚上灯火通明,高清、宽带线进入家家户户;村民们无论老小,早就习惯了用软件聊天和通信。全村700多户人家,有450辆车,最贵的是兰博基尼,最起码的也要十多万元。

问了好多村民,向不向往大城市?他们的表情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大城市有啥两样?要去看场电影,开车半小时就到;洋快餐更近,8公里的路而已。”不过,有一点看不惯,就是某些人太爱炫富,500米的路,都要以车代步,“应该学学大城市,骑自行车或走路,绿色出行”,一位中年妇女替人“检讨”。

其实,最令开弦弓村村民有强烈优越感的,倒还不是富裕且与大城市别无二致的生活水准,“关键是一种心满意足”。姚富坤说,许多农村非常普遍的“空巢”和留守儿童现象,在开弦弓村乃至整个吴江几乎绝迹,家家户户多是三代、四代同堂,彼此照应,“正如费老说的,终老不离乡土了”。

“回乡偶记”透视“无工不富”

今年62岁的姚富坤是开弦弓村的农技员,曾24次参与接待并记录费老每次来“江村”的访问情况,并在2006年“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70年”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开弦弓村的变迁,此后还应邀到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讲课,被称为“农民教授”。有趣的是,在“江村”还遇见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他追随费老的脚步,1982年便来到开弦弓村,从此扎根,持续研究30余年,被唤作“教授农民”。

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江村经济》震惊世界。1986年,《江村经济》中文版问世。开弦弓村成了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国内外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样本。即便费老故去,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外国学者、做毕业论文的博士研究生等,依然频繁造访。所以虽身处农村,姚富坤和其他农民兄弟们却是阅中外教授无数。

建一方“乐土”,是费孝通弱冠之年放弃学医、改考社会学后穷其一生的追求。姚富坤告诉:“费老觉得,穷人比病人多,所以他希望通过关注民生来治疗社会疾病。”1936年,费孝通在等待去英国留学间隙,为排解丧妻之痛,来到姐姐费达生所在的开弦弓村。此时,这里正悄悄地发生着变革。

费孝通发现,曾留学日本的姐姐费达生已帮助村民于1929年在此创办了缫丝厂,这是有记录的中国最早的乡村工业企业,而村民收入中的40%多,要靠副业在缫丝厂打工。这个地处苏州与杭州之间的小村庄,极重视红白喜事,必须体面地办,因此家家户户,平均每隔25年就要有一笔重大开支。若不靠副业而完全依赖于土地,农民的日子恐难以为继。

按照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工业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却在《江村经济》中提出工业下乡和“赛先生”进村的观点。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

1957年,费老重返“江村”,动因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此前专门访问了开弦弓村。20余天乡野调查,费老忧心看到,农村合作化后,由于片面强调农业而忽视了副业和工业,使村民实际收入降低。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提出“发展农村副业和乡村工业”的主张,还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1981年,费老第三次访问江村。这次访问,是为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接受人类社会学最高奖赫胥黎奖做准备。这次他看到,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同时加快了副业和乡村工业发展,村民人均年收入已从1978年的114元增加到300元。

但他或许未曾料到,自己1936年所期望的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设想,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他所研究的“江村个案”,无意中把握住了广大农村的全景,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长三角和珠三角蓬勃成长的乡镇企业在当地GDP 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还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争人才……

而吴江的小城镇建设,就是因循着费老的理念不断实践的过程,并用强大的事实证明着费老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的道理。

一位曾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担任吴江市长、书记的老人,向讲述了他所参与、见证的吴江小城镇建设。他深感,小城镇建设中,“二产是决定性因素,没有二产,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减少,一产就不可能实现机械化;有了二产,三产也就自然发展起来了”。

如今的吴江区,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0亿元,而上世纪90年代早期,吴江市财政仅3亿元,颇有些寅吃卯粮的窘迫(注: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2012年撤市设区)。但当时,当家人的思路已非常明确,不发展工业就没有出路!老书记犹记,当年要在京杭大运河东面搞8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没钱怎么办?向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借了8000万元,将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起。此外,吴江硬着头皮,造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吴江宾馆,改造已有的松陵饭店,“由此,吴江总算有‘拿得出手’的宾馆了,否则外商谁愿意来?”

建设开发区的同时,吴江大力推进“二资一制”,即民资、外资,以及乡镇企业转制。发展之初,吴江对外资实行“低门槛引进,低成本运作”的方式,再加上书记、市长周日不休地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亲商服务理念,台资IT企业一哄而上。2000年台湾权威杂志开展大陆投资环境最佳地区评选,吴江这个曾在台商眼中“鸟不生蛋”的地方,排名第一!

正是当年的“二资一制”,为吴江飞跃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所以老书记颇为得意:“你看,现在吴江的企业那么多,农民或自己办厂,或去工厂上班,种田的人减少了,不就逼得耕种要机械化了吗?现在本地劳动力早就满足不了产业需求,吴江127万常住人口中,有70万外来务工人员呢!如此人口规模,何愁发展不了第三产业?所以,还是那句话,抓住二产,就抓住了小城镇建设的牛鼻子!”

强镇扩权和区镇合一

费老始终认为,小城镇,大问题。农村的发展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成为“人口的蓄水库”,以减轻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压力。

他说:“中国发展的方向在农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加快小城镇建设,使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

现任吴江区委书记梁一波,自信向费老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我们的城镇化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而非规划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存在大跃进式的造城和由此造成的‘鬼城’”。

最让梁一波有干劲的,是前辈打下的基础,加上国家改革的红利,让吴江小城镇建设有了更健康的体魄。

盛泽镇,是我国重要的丝绸纺织品生产和集散地,集聚了近万家纺织企业和纺织商行,常住人口达40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无论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了部分地级市。如此强镇,从治安到城管,从环保到安全生产,社会管理压力如山,但无论编制还是权限,一度是按照镇级配备,可谓“个大衣小”、“如西瓜,权力似芝麻”。

怎么办?向改革要红利。梁一波介绍,2010年,吴江争取到江苏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名额,盛泽镇被赋予县级经济管理权限。2年前,盛泽镇“强镇扩权”迈出实质性一步,镇设“二室八局”,均为县一级权限。

仅以盛泽镇行政服务局为例。难以想象,镇上百姓,要办理公积金和商业组合贷款,再不必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吴江区政府所在地多个来回,而是在镇上的行政服务局,在同一楼层跑上3个窗口,不到1小时就能搞掂;要办理港澳台通行证,镇行政服务局跟苏州任何一个办理点是同步的,苏州其他区的百姓也能到盛泽来办。

而在行政局2楼办理大厅,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发生在2012年8月13日。这一天,盛泽镇完成了吴江市21个机关部门“放权”后首次自主行使行政审批权的第一单一位当地老板,为自己公司年产倍捻丝300吨项目的备案而来,印章用的是“盛泽镇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专用章”。此后,小镇“胃口”不断扩大,单体20多亿元的纺织、化纤等内资项目,均在镇里审批。就在这个每月平均要受理和办结1万件便民和经济事务的行政服务局,一幕场景让大开眼界面对前来咨询企业工商登记的王先生,盛泽镇行政服务局局长孙广琦拿着iPad,在短暂查看系列后台数据和分析比对后,对王先生直言:“你这个项目,现在赢利只有5个点,贸然跟风值不值?还要不要上?你自己看着办。”王先生没想到还有如此贴心的服务官,决定回家再商量下。

转而,孙广琦对着不怕自揭其短:“咱们吴江,车多‘土豪’多,他们缺乏现代经营理念和开放性思维,所以我要用大数据说话。现在,我通过与中国纺织行业协会合作,将全国纺织产业的产能、效益等数据大量集成,用数据来强化政府指导。”下一步,“阿里巴巴的首席数据师是我朋友,现在跳槽到吴江来开公司,我们的数据分析,要跟他一起合作!”而更霸气在于,盛泽镇行政服务局目前还承担了江苏省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意见的起草工作。

让吴江小城镇建设激情焕发、后劲十足的,还有镇与开发区的“合体”。

据梁一波介绍,目前,吴江开发区与同里镇,汾湖高新区与黎里镇,吴江高新区与盛泽镇、太湖新城与松陵镇已实现“区镇合一”,即开发区与镇实行审批权限、规划建设、经济发展、财政结算、组织人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六个统一”,自此,吴江经济发展四大主战场更加分明。

梁一波告诉,“合体”的动因,是因为曾经的种种尴尬。譬如,吴江开发区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已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它以不足吴江7%的土地,创造了1/3的工业销售、1/4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但近年来,开发区的发展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招商引资和转型升级需要; 另一方面,开发区所处的同里镇同样是一张世界级名片,然而单靠镇级财力、精力,古镇的保护和有效开发都心有余力不足。还有,镇干部外出谈项目,很难招到优质企业,双方虽意向一致,但一看到文件合同上的“同里镇”公章,对方立马面露难色……

所以,“区镇合一”的脑筋一开,带来了空间、人力、生态与文化资源的相互支持与整合。譬如,吴江开发区一旦与同里千年古镇的文化感染力相结合,就有底气主攻欧美优质项目,其目标是到“十二五”期末,全区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欧美企业数量100家以上,形成年销售超过500亿元的优质欧美企业集群。

梁一波说:“‘区镇合一’好比‘双面绣’,千亿能级的开发区与古镇千年文化感染力,唱响了吴江 ‘好声音’,让吴江这个小城越来越有吸引力、‘蓄水’力。”

姚富坤一直记得费老那句话。2002年,费老在家乡吴江召开的“小城镇建设情况座谈会”上说:“我们把农民的生活和创造记录下来,从中寻找出他们的出路和活路。出路就是他们如何从土地里走出来,活路就是他们走出来后的生活,要过得比原来的好。”

农民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比原来的好呢?

回到“江村”,遇见了一位姓徐的妇女。上世纪90年代初,村集体企业倒闭和转制的磨合期,村里有一部分青壮年到上海、苏州一带打工,这位徐姓妇女也是其中之一。她说,“漂”在大城市几年,没存下几个钱,后来回到村里,发现家乡的就业和创业机会遍地都是。起先,她帮着别的织厂做工,2003年便自己经营编织厂,“两个孩子就养在身边,家庭团圆,收入小康,生活就幸福了。人这一辈子,不就图幸福二字吗?”

这位妇女还告诉,她在大城市打工期间,看见不少工友,丈夫、孩子不在身边,家乡寄来的照片都是不完整的全家福,“晚上睡觉,她们经常因思念家人,压抑着哭……”

一旁的复旦大学“教授农民”刘豪兴不禁感慨:“大城市的扩张总有临界点,中国不能没有小城镇。让农民们离土不离乡,让农民有小康的生活,发展基石方得稳固。像吴江这样,农民因业而安,应该致敬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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